《圣经》讲人要得救不能靠自己要靠上帝，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教士们肤浅理解的结果，能否信靠上帝最终要取决于你自己。
不列颠岛隔英吉利海峡、多弗尔海峡及北海与欧洲大陆相望，这道并不算太宽的海域在传统征战模式中构成了强有力的抵御外来入侵的天然屏障，其社会的发展与秩序的演进受外力的干扰就比较小。所以，万里长城只能被正式解释为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历史见证而不会是幽闭胆怯的历史见证。
[18]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48页。当我们比较英国与其他国家的编年史时，就会发现英国明显的不同于其他国家之处在于：战争构成了其他国家文明史的主线，而新知识的发现、新技术的发明则构成了英国文明史的主线。在政治自由之光照耀的地方，人性才能得以起码的张扬，人权才能得以充分的尊重。一方面他们对财富有着不可遏止的欲望，就是这种欲望的涌动引导了他们四处殖民扩张。这或许就是宪政主义者的自我辩护。
[12]程华称其为人类历史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近代人权性质的宪法性文件，[13]也有的学者称其为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人类历史刚刚进入20世纪，大英帝国就流露出了衰败的端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取代其地位成为了新的世界领导者，从此英国永久性地丧失了领导世界的地位。然而，这一信条没有充分考虑到，私人应该而且必须第一位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然后必须颁布经得起理性检验的法律。长期以来，国家任由私人主体对于其余国家功能施加影响。对于立法不作为、不充分的情况， 当适用与过度禁止原则相对应的不足禁止原则。比例原则理念是如此根本，以至于构成了所有负有建设法治国义务的法律文化的共同的组成部分。
在过去时代，这些价值曾经驯服了唯一没有参与社会契约、但被认为不可或缺的利维坦，以使其遵守之。这又说明，宪法一方面在具体内容上——就像比较研究表明的那样——千形百状，有些宪法仅局限于单纯的框架性功能，本质上是任何人多多少少都能认同的政党纲领。
常常被人遗忘的是，民主不仅仅联系着合法性，还与内容相关的责任具有不可分离性。现实中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国家不再能有效地履行其应有的控制和监管职能。在这样的一副关于国家和法律的画面中，近几年发生的事情难以嵌入。无论如何，在马克思期待的——可惜我们等不及了的——天堂般的无阶级社会到来之前，就会是这样的情况。
我本人深信不疑：它在每一个民主导向的宪法秩序中都可以被证立，只是得有人去发现它而已。当我们说法律秩序——整体地——宪法化时，是指基本权利条款、但也包括其他宪法原则无所不在地体现于整个法律体系中，指导一般法律之解释。五、民主和法治国视角下的国家责任在所有值得严肃对待的政治学或经济学理论中，国家都是驯化社会推动力的唯一保障。公民可以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可以是一个寡头性质的、拥有国际关系及强大市场权力的股份有限公司，即所谓的社会网络（soziales Network）——它们也是公民和基本权利主体，受到相应的保护。
通过和平或革命手段确立的法的优位性及其拘束力，也正在被国家高级代表们以迷惑人的方式使人对之产生怀疑。国家层面也遭遇着惊人的变化，首当其冲的是沟通领域。
当我们恰当地思考如何履行国际法给出的任务，就应该在本国内努力发展上述准则。电子化公共空间不仅使得广泛的知情成为公民社会行动的前提，也暗示着它具有更强的威胁公民人格权利的潜能，国家比之不及。
金融市场活动家们在国内选举或重要政府决策的前后会作出评估并发表威胁性意见。我们不想给利维坦松绑，但又想让国家和国家联盟组织有所装备，好在当有人为充分享受自我而妨碍其他人平等、尊严地生活时——为此托马斯霍布斯才发明出了利维坦——可以出手干预。这里涉及到合法性、基本权秩序和政治党派的角色分配。很久以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恶化了世界不同地区的生活水平差距，随着不断的贫困化，贫富不均已经蔓延到了过去的特权地区，包括欧洲及其各个社会层面。想要排除这些缺陷，宪法学需要发展出革新力量。对于确保不同的人能够获得相同的发展机会，法律科学有何作为呢？法治国是必须的组织形式，民主则是必须的程序。
政党的这种身份，证明国家－社会二元划分是存在的，于此同时，也证明国家与社会之间难以划界。银行和信用评定机构的活动决定了国家活动，它们的公告比起政府的声明引起更大的后果。
政治党派也是社会主体，而不是国家机关。立法当服务于基本权利之实现，在很大程度上，立法是成就实现基本权利的前提的前提。
国家任务私有化以及国家决策任由私人施加影响，已经触及了法律界限。这方面已经有了独立的职业团体，即所谓的院外游说人（Lobbyisten）。
但是，谁来保护我们不受它们的侵害？ 关于国家和社会二元划分的理论形成于君主立宪时期，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权力一方面受到法治国理念的牵制，与此同时，旧秩序还在发力，民主理念只是被容忍和不情愿地接受。在德国，他们中的一部分作为顾问受雇于各部委，帮着草拟立法案。这些观察不免让人担心。为此，国家需要与社会保持距离，因为经济依赖就像一剂毒药，会使人乱弱无力。
建筑法和环境法提供了很多例子。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法律的角色，考虑法律的准则性及其不可违反性。
不仅如此，它们还从那些有钱的社会主体那里获取资助，大企业已经成了政党集会的赞助商。如果国家和法律成为谋求个人私利的工具，国家和法律就会颜面扫地。
存在立法审查所产生的预防效果，会使立法者放弃或降低对基本权利的干预。对此没有任何替代方案。
所有这些现象都触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这是为立法义务设计的方案在舟曲救灾中，之所以进行法律法规规定基础上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标准界定、范围明确、时效强调以及手段综合等方面的规范[7]，也正是体现了这种公共利益基础上的公民社会救助权利得以满足的过程化展开中，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交织型、对应性的吻合与结合。该办法对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分为两个阶段。
社会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主要是要求国家对其物质和文化生活积极促成以及提供相应服务的权利。[20]第三，自汶川灾后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之中专门规定特别的责任追究制度以来，舟曲灾后救助的政府规范性文件中就不可能不延续和强化有关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规定，这里昭示了制度演进中的不可逆性，以及在回应公众质疑、树立政府公信上对于有关监督约束措施的侧重性。
第二阶段是过渡期救助，自8月22日起，11月21日止，在此期间每人每天按1斤粮、10元钱发放生活救助，三孤人员按每人每月800元发放临时生活救助，过渡期后对生活确有困难符合条件的受灾群众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以此为对象，在学理上进行回顾和总结，对地方政府社会救助职责的履行过程与实际状况加以分析，并进而探索提升政府履行社会救助职责的绩效所关涉的法律调整问题，具有在转型社会时期依法规制政府民生建设，推进社会救助的公法理论完善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当然这里不免存在着一个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职权关系及其中的协调机制问题。给付行政是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提供的基本生活照顾、社会行政以及辅助性质的促进行政。